“1945年7月，在湖南和广西，侵华日军势成强驽之末，但仍负隅顽抗。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国民革命军第94军下达收复广西的作战命令。

　　在广西，94军军长牟廷芳在集中兵力实行中间突破的同时，派121师363团包抄日寇。当年7月13日，战斗在广西一个叫“丁界岭”的地方打响。7月16日，担当包抄任务的363团孤军深入桂林纵深地区，两天后占领长蛇岭。363团一营在长蛇岭旁的盘古岭高地坚守13个昼夜，至战斗结束，只剩7人在增援部队帮助下突围。师部为了检验我所在连队的作战实力，将该连编入94军43师127团，我成了解围363团部队的一员，见证了当年的这一烽火时刻。”

　　在一个炎热的午后，87岁的彝族老兵平静地讲述了那一段枪林弹雨的岁月和那一抹血泪交织的青春…… 

　　老兵杨明近照

　　1928年1月

　　上世纪20年代，我出生在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坡脚以衙寨的一间茅屋里。

　　我的父亲杨和青一身好力气，不断在老屋附近开荒，让一家人不至断炊。

　　寒冬腊月，父亲经常带我去开荒。身穿麻布衣的他先找干柴烧起大火，让我坐在旁边烤火，然后甩开膀子挖荒地。不开荒时，父亲出门就穿蓝白色短衣、大裤脚的裤子，头戴一丈多长的白布帕子，耳朵旁边还故意留出四五寸长的帕头。

　　这身打扮的父亲被当地人称为“假大哥”（时髦青年）。

　　动荡年代，日子越过越难，“假大哥”便去当地地主汪文润家挂名“背枪”（看家护院）。

　　时间长了，汪家的胡作非为激起我父亲等人的愤恨。1933年正月，杨和青与汪家的家丁张国青、殷银州等人商量“反水”。消息不慎走漏，汪家准备收拾杨和青。

　　1933年正月十九，汪文润让家丁邀约杨和青去剿匪。剿匪队伍行进到离家2里远的地方，我父亲的枪被抢下了，人被暗枪打死。疯狂的家丁随后返回围住我家的房子，扬言“斩草除根”。幸亏当时我和大姐在野外玩耍，躲过了人生第一难。

　　那一年，我6岁。

　　父亲去世了，财产被抢了，“房空柴米尽”。

　　母亲顾银芝无法，给我招了继父，想撑起这个家。继父好逸恶劳，我得去井边抬水、去煤洞边捡残煤、去山上挖野菜。

　　想到继父的虐待，无助的我只好去父亲的坟边，对着一抔黄土默默垂泪。有一次，我在坟边痛哭时，草丛中突然爬出一条乌梢蛇，吓得我没命似的逃跑。

　　那一年，我8岁。

　　母亲经常被继父殴打。有一次，我实在看不过，抓一根木棍打了继父两下。从此，我就不敢回家了。

　　我去了堂哥杨子芳家，每天放两头牛、割一背草，秋天要去稻田里捡“谷崽崽”（土地主人割稻子时落下的谷穗），冬天还要学犁地，而吃的却是谷糠饭，难以下咽。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寄人篱下”。

　　堂哥家呆不下去了，我不得不投奔织金的外公家。

　　外公无儿，外婆多病，根本无法顾及我，我只好把外公家当落脚点，在附近打短工混饭吃。

　　那年5月，佃户张丑妹借江西沟一地主的耕牛犁地后，雇请我帮忙送牛归还。

　　还牛的山路有40多里。我送牛途中遇到暴雨，逮着牛尾巴过河，不慎滑落滚滚洪水中，站起来又着冲倒，冲倒了又站起来，接连4、5次，呛了一肚皮水不说，还被水卷着往下游冲。

　　情急之中，我突然看见不远处有棵竹子漂在水上，求生本能让他紧紧抓住竹子，顺着竹子往岸边爬，才捡回一条命。

　　地主听了他的遭遇，很惊讶，“算你命大。你爬出来的那个地方，再往下一点就是大黑洞，里面经常有鬼叫，阴风惨惨的，水就落到那个洞里。我们寨上每年都要往洞里扔下一样活物，全寨的人才保得平安无事。”

　　又是一劫。

　　1939年，我12岁。当时正建安顺机场，外公被派作劳工。临走，外公央求当官的让我也跟着，混口饭吃。到安顺，外公分到7大队，我分到3大队，二人从此失联。

　　我在机场工地干了两个多月，粮饷被克扣，吃不饱，就伺机逃回织金，渴了，喝沟水解渴，饿了，摘野果充饥，黑了，悄悄去路边人家的牛圈楼上睡觉。

　　第三天，我拖着无力的双腿上路，遇上一商贩。商贩听了我的遭遇，放下背箩，从里面抓了些芝麻糖给我吃，又给了两铜板。获得接济，我继续走，又到路边一大户人家讨吃的，得了三斤米。正是这3斤米和两块铜板，支撑我走到了最初的出发地织金。

　　等我回去的时候，才知道外公也已经逃回了家。“人回来就好”外公说，然后带着我去挖煤求生。

　　外公心疼我力气小，叫我在洞里挖，他往洞外背。在那不见天日的黑洞里头，手板皮、脚板皮磨得见嫩肉，直冒血。

　　有一天，正挖得起劲时，煤窑顶棚“轰”的一声蹋了，巨大震动卷起的风把桐油灯煽熄了。

　　地底下一片漆黑，一点气也不透，心惊肉跳的我坐在洞里失声痛哭，“人们都说，挖煤人埋了没有死，当兵人死了没有埋。我正是埋了没有死的活物。”

　　就在我绝望时，外公发现垮棚，从外面拼命往里挖，边挖边喊。

　　终于听到外公声音了，也渐渐看到一丝微弱的光亮了……井下逃生，我抱着外公大哭了一场！

　　井下危险，还是改行。之后，外公专门给我和一个叫罗国珍的堂表兄编了竹箩，两人就去织金城里背煤卖。从那起，两人每天天不亮就去离城20多里的煤窑上把煤背到城里，一路叫卖。

　　那时的城里头，背煤卖的比买煤的多，有时要到天黑才把煤卖脱手。一天只能背一次煤，最多能卖两个铜板，除了煤本、栈号钱，剩下的只够一天最简单的生活。我们常常是晚上煮好一大锅饭菜，第二天天黑回去，热一热就吃。

　　有一天晚上，他和表兄见黑神庙里演戏，便把竹箩放在庙门外，想混进去看。殊不知，戏刚刚开演，管理秩序的便举着马鞭轰赶无票的人，他们拼命逃出来。跑到庙门外一看，竹箩没了。走投无路，只好回家……那一年，我13岁。

　　回到外公家，外公也实在照顾不了我了。这时，离开故乡多年的我听说后父要卖自家房子。买房人说，房子是杨和青的，要与杨和青的继承人谈，否则不敢买。我母亲于是捎信到织金让我回家卖房。外公也说：“把房子卖了，买点田地，自己种，免得东奔西跑，到处帮工。”

　　我回到离别多年的故乡以衙寨。

　　房子卖15块大洋。母亲担心我管不住，代管。殊不知，后父把钱骗走了，去织金开了烟馆。然而，不到1个月，后父就被织金一土匪杀死。

　　后父的弟弟陈老七认为我后父之死系我母亲雇人杀的，扬言要将我杀了。陈老七帮人背枪，有一天，陈老七背着枪找到我寄生的煤窑上来了，用枪指着我说：“不许跑。再跑，老子一枪打死你。”

　　“陈老七押着我走上一条小路，边走，边用枪托打我。到了一道土坎下，他把我推出几步，将子弹上膛，向我瞄准……我急忙转身，死死抱住陈老七的双腿，不断喊救命……呼喊声招来和陈老七一起的队伍，大家看到眼前一幕，呵斥陈老七赶紧放我走，我这才从枪口下捡回一条命。”

　　房子卖了，没住处。母亲去织金了，顾不了我。在故乡衙寨，我只剩下“两张肩头扛着一张嘴”了。

　　有个绰号叫“钻山甲”的叔叔见我可怜，让跟着挖煤——“钻山甲”之所以成为“钻山甲”，就因为他一直以挖煤为业。

　　“钻山甲”为人忠厚，处处护着我。

　　那时我一无所有，随身只有一口沙罐和一只包谷壳子做成的背垫。不论借住哪家，哪怕饿得头昏眼花，我都要等到人家吃了饭，才把随身带着的沙罐架到人家的火上……我羡慕那些同龄人，他们虽然穷，但起码有个‘爹’喊、有个‘娘’叫……（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