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看待个人史:另一种家国春秋
任小玫

 

      施光华,1919年8月生,浙江平阳人,为原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29军(新四军苏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均为三野第29军的前身。之后组织沿革也较为复杂,编制和番号屡经变更。特此说明。)85师254团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顾问,一直在推动新四军尤其是“江抗”的公共认知,这位新四军老战士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发起“红色旅游”+“绿色旅游”,与此同时,他也是中国徐霞客研究原副会长,我之所以和他认识正源于徐霞客及其游记。施老的回忆文字,让北方“土著”的我不由地相信,到绿水环绕、荷风送爽的沙家浜来一次朝圣旅行。 

  话说四五十年前,让距离大都市上海不到百公里的江南小镇沙家浜名扬中华的,是那部现代同名京剧《沙家浜》,尤记汪曾祺先生将苏东坡的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构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诗)引入剧中,并采用“背供”对唱的京剧传统形式,展现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这三个人物智斗时不同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设计了一段现代京剧台词的经典之作!

  山河犹在,国泰民安,“风吹柳浪白鹭飞,莲盖绿水荷花香”。泛舟其中,菱荷相间,鸥鸟时现,在回味抗日烽火的同时,如今的沙家浜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内心的静谧与平和,红色经典《沙家浜》的概念也早已不再局限于舞台剧和京剧电影了。它的故事在文学作品中得到重写,人物也在影视剧作中加以重新塑造。与之伴随出现的还有戏说与胡论的无奈,尤其是《江南》杂志发表的那篇同名中篇小说《沙家浜》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争论(根由主要是,在这样的文本改编过程中,在人性标榜者们的摇旗呐喊中,小说作者通过故意躲避崇高、颠覆英雄形象、使市民阶层猎奇的、戏谑的甚至是恶意的心理得到满足,红色经典被“放逐在世俗的花园”。)电视电影的屏幕上,一出又一出的抗日雷剧神剧。娱乐化效果的背后,受到的是消费主义的钳制,制片方以为选题安全,却又因注水拖沓、笑料频出而被吐槽无数。期刊杂志等平面媒体上,历史虚无主义的苗头则尘嚣而上,例如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爬的哪个山坡跳的哪个崖被挂在哪个树枝上的回忆,被无聊的分析者解构了一次又一次,质疑了一回又一回!

      刚刚故去的文艺理论泰斗童庆炳先生曾详细阐释了文学名著改编中常见的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原则,讨论了它们成立的可能性,从学理性的角度提出诸如“文学名著中的人物与故事究竟可不可以被改写?如是的话,它究竟可以被改写到多大程度?改写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的问题时,先生申明这是不应被破坏的总体历史框架。 

  当抗日军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大大地发扬时,北方出现了如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抗日力量,南方出现了如沙家浜的“芦荡火种、鱼水情深”和“水上印刷厂”(详见注1)“水上后方医院”(详见注2)等奇迹,抗日战争演变为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抗日精神、民族精神才是原作的基本创作精神。   

  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越来越多元、传播手段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走心”的、接“地气”的作者(或曰改写者),可以从原本高度紧凑的原作的省略或遮蔽处引申,从叙事学的角度更加精细化。因此,在个体行动方面,这些都在提醒着我们个人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在重视传统文化的今天,地方政府的方志建设与家族谱系留存已不足为奇,那么作为个体的我们可不可以稍微立意高远点儿,譬如说都像崔永元团队旗下的“我的抗战”系列那样重视口述历史的整理工作?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不是说历史的,可有一点,他与个人历史等等概念的兴起有着共同的诉求:站在民间的立场,争取民间的话语权,倾听普通人的声音,感受普通人的感情,这样的历史才更鲜活、更完整、更可亲。依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档案工作,坚持“去繁取精,互相印证,多方保存,慎重披露”的原则,就能保证口述资料的准确性、真实性,为活过、爱过、奋斗过的生命留下铭记,就一定会成为引经据典的对象。

  新四军六师第18旅(沙家浜部队)的兵源,来自江苏农村和上海等城市。即使在反“清乡”、反“清剿”激烈战斗前后,也有一批又一批从上海动员下乡的青年,经过常熟白卯口、到董浜和无锡梅村联络站报名入伍。许多刚参军的年青学生、工人,分配下到部队立即参加战斗。抗战胜利者的骄傲和自豪是无法不令人羡慕的,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胜利和胜利者鼓与呼。这种自豪,并非只限于三心二意、顽疾重重的民国政府体制下依旧奋勇麾军前进的将、运筹帷幄的帅,而应属于每一位曾经为“波澜壮阔”出过力流过血汗的人。包括那些保家卫国的抗战老兵、推着独轮车支前的民工、掩护伤病员的大嫂大娘,他们的所作所为都称得上英雄壮举。以前,我仰着头在天上寻找最灿烂的星,现在我崇敬这满天发光的的星斗,即使那些光并不算耀眼。因为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甚至连名姓都未被记载,他们的精神也都彰显着高尚和无私。

  时间打磨着记忆的棱角,冷漠也会拖慢前行的脚步,不被铭记的、超远高离的历史注定要走向沉寂。行动,无疑是最好的铭记。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会聋而鼓之。不了解这些,恐怕就难以理解在他们个人遭遇背后隐藏的历史与命运玄机。所有渐渐远去的亲历者,值得我们做一次“人生的采访者”,受一次丰富而翔实的教育——以“生活化、形象化、典型化”的名义尊重生命、敬畏历史——以便让史实不会迷失在沙家浜的芦荡阵里,更多的后生们不会迷失在时间造就的多维迷宫中!

  时光如锈,岁月结茧。历史,总是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和反思。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值得人们纪念的重要年份,也是激发人们铭记历史、鉴往知来的重要时刻!“仁道在迩,求之若远。”我站在这段抗日历程的时间大门之外深情地召唤小伙伴们力求客观公允地还原历史,再次以温和的目光将那段时光细致打量。

 

 

    (注1:在上海地下党的协助下,苏常太根据地1940年在上海采购到脚踏圆盘印刷机和铅字等,筹建了水上印刷厂,使9开铅印的《大众报》和读者见面。之后,还通过上海市印刷业业余联谊社采购到了铅字和铅条等;秋天又添置了四开平台机、对开切纸机、手摇铸字机、脚踏铁丝钉书机和老五号铜模等设备。)

    (注2:1939年初,“民抗”在常熟苏家尖莲荡浜从事抗日部队的医疗工作,借农民的家因陋就简办起医院。至夏日,为便于转移和隐蔽,上级配拨1只农用木船作为“民抗”的水上流动医院,后编入“江抗”。11月6日,以留守在河道纵横,路径曲折的阳澄湖地区新四军6团“36位伤病员”为骨干,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沙家浜》故事中的18位伤病员,原型就是新四军6团的36位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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