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 给精神站立找个支点
陆玄同
袁枚有诗云：精神为主人，形骸为屋舍。主人渐贫穷，屋舍亦颓谢。
80年前的那个10月，红军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宣告结束，在围追堵截下化险为夷，经历饥饿死亡后绝处逢生，今人如何能够想象到那是一种怎样的身体与心理的挑战和磨难。
80年后的今天，处在和平年代的几代人，安享胜利果实美味的同时，应该愈发需要去了解“长征”，了解“长征精神”，当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们如此奋不顾身，燃起“为万世开太平”的熊熊烈火，敢为天下先？
霓虹灯下的世界最易消磨人的意志和精神，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以重走长征路的方式来苦苦寻觅这种奋发的力量。“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书上读到和口号里听见的“长征精神”终究不及亲自走一遭理解的更真实，若对于其理解停留在只闻其声不见其行，那终究是个时间节点上的口号。
物质可以将精神将蜕变为“侏儒”，食饱衣暖之时，则生淫欲之心，想来一个健硕的身体无论如何也撑不起一个醉倒的灵魂，身体的健康当然重要，但“精气神”则更重要。正如泰纳说，精神的生命是肉体生命的终极，肉身开的花缺少精神，肉体就残缺不全，像流产的植物一样无法开花结果；一个无论如何完美的身体，必须有完美的灵魂才算完备。
酒池肉林里翻滚，KTV里嘶嚎，朋友圈刷存在感，感觉那里都有自己，可那里都找不到自己，我们恐惧、害怕，路在脚下，却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到处在等于无处在，四处为家的人无处为家。
愈是物质丰裕、精神浮躁，“长征精神”所诠释的内涵就愈发弥足珍贵。
《呻吟语·治道》有言：“精神爽奋则百废俱兴，肢体怠弛则百兴俱废。”这使我想起了电影《最后的火车》的画面，在一步步逼近死亡的恐惧旅途中，没有食物、没有水，甚至没有足够的空气的冷酷气氛中，一个年迈的老太太弹唱起了华尔兹，沉浸其中人们顿时觉得车内的气氛变得安宁祥和，觉得在这样一趟绝望的列车上，至少还有华尔兹，至少还有希望。最终全车633个人虽然只逃出两个人，但这种希望已经被传递下去，为了掩护她们逃跑，全车厢的人开始拼命的大叫大嚷，哪怕有子弹射来也不要紧。大家看到了希望，那一刻，所有被困的人都激动极了，仿佛那重新获得自由的是自己。
而长征在当时来说何尝又不是一场未知的征途？但先烈们都有一个终极的理想信念在支撑，他们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相信路终将是越走越宽阔，希望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要学会点燃希望的种子，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寻觅不变的力量，那是精神站立的支点。没有强大的定力和执着的信念，没有为之信仰事业催生的灵魂的高贵，或许就不会有长征的胜利，不会有今日之和平。一趟“长征”便是一段人生，列夫•托尔斯泰说，所谓人生，是一刻也不停地变化着的。就是肉体生命的衰弱和灵魂生命的强大、扩大。
我们这代人有必要了解长征精神，因为传承也是一种坚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比物质更稀缺的，是昂扬的精神和厚重的文化。
重走长征路不是呼吁人们过“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从喧嚣的都市走出来，走上另一条“寻找自己”的道路。
2014年左力决定独自重走长征路时，更多的人问他，究竟为什么？几十年前的事和你有关系吗？他的解释如“军人情结”、“换一种生活方式”、“寻找精神力量”等，却抵不过对方一句反问：你有病吧？似乎不带着一点私欲和功利的“长征”，难有说服力。可到底是谁病了呢？
或许那个叫潘亚当的美国人重走长征路的体验能给我们一点思考，他将重走长征路视作学习中国革命史的机会，作为了解今天中国的切入口。他坦言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倾向于把长征定为一个“传奇”，而很少客观辩证地去真正了解它。
是啊，或许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的说出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却不知起终点为何地，能吟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诗句，却不知毛泽东在长征中、在遵义会议上具体经历了什么……
就像崔永元曾发起重走长征路后所说：“我个人的理念，通常是能影响几个就影响几个，当然影响更多更好，你高质量地影响了一个人，也算你没白干。”
五千年的历史传承到今天，我们的民族不能没有人守望历史的星空。历史是存在的根源，遗忘如同一个人的失忆。
而失忆，是泣血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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