媳妇和妈掉水里，你先救谁？这是当代男人普遍会被问到的道德两难问题。大多数人从技术、功利的角度出发回答，“救体重最轻的”或者“救离自己更近的”，亦有人干脆直接取消其中的道德困境，回答说“她们都会游泳，而我不会”。

　　孟子不止一次遇到道德两难。比如说，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下，他遇到了“假如嫂嫂掉水里，能不能用手去拉”的问题。孟子巧妙地用“权”的概念解决这一难题：“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由此，孟子似乎该为中国人“善于权变，不遵守规则”的民族性格负一点责任。

　　古今中外，在哲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中有许多著名的道德两难。美国学者萨伯在其法理学著作《洞穴奇案》中讨论的“人吃人问题”，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公平正义》公开课中提到的“铁轨困境”思想实验，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为了研究儿童的道德发展阶段而设计的“海因兹偷药”难题等等。可以说，只要有人，只要人还有欲望、有追求，同时又有自省，道德两难问题就会不断地改头换面地出现。更令人沮丧地是，道德两难几乎是无解的。最好从根源上去消灭它，即不要让现实滑落到道德两难的境地中。

　　冯小刚拍摄的灾难大片《唐山大地震》中，有关母亲当年为什么救弟弟而不救姐姐的问题，曾经引起了很多争论。我痛苦地思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不要轻易地成为被权衡的砝码，因为在追求某种“平衡效果”的时候，人的意义是被忽略的。就像片中的母亲，虽然做决定的时候，考虑的因素都是人性的，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些因素已经无法被科学地赋权、排序，或者说这些价值本身就不能被排序，所以任何结果都是偶然的、无法重新解释的。

　　也许你不曾意识，长大以后，生活的逻辑已经不同于小时候。从光着屁股呱呱坠地之时开始，你生活的每天都在获得，身体在成长、知识在增加、认知能力在提高、朋友越来越多……生活就是这么美好，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但从第一次弄丢自己的玩具开始，你不经意地从“获得”模式进入了“失去”模式，东西看管不好会丢失、防范意识不高银行卡里的钱会被骗、太任性会失去心爱的人、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不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利益最大化问题，而是“丢车保帅”的损失最小化问题。道德两难也许只是你更愿意承担那种痛苦的选择。

　　说到这，我想起近日处在风口浪尖的被拐女教师，道德两难这回考验的是我们整个社会，而不是被拐女教师。

　　很多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被拐女教师总有很多选择一样，但实际上她从来都没有。她的危急处境、她的人生阅历、她的文化水平、她的家庭社会环境等等都没有给过她第二个选项，她一直只是被逼无奈、苟且前行，作为乡村教师已经是她人生价值的最大化。一群衣食无忧、思想现代、维权和抗争意识都超级强烈的城里人不该指责这位弱小女子的愚昧。而且你也不能说“没有买卖就没有贩卖”之类的冠冕堂皇之词，因为罪恶的人贩子还有更多惨无人道的手段。

　　社会的道德两难在于，我们是该为了找回久失的正义，而把被拐女教师的过去扒个天翻地覆，还是还她一个安静的生活，因此让罪犯逍遥法外、不作为的官员继续尸位素餐。就像前面说的，道德两难更多的是愿意承担那种损失的选择。如果为了正义的实现、社会的进步，我们似乎可以要求被拐女教师忍受一下痛苦，配合调查；如果以人为本、尊重当事人，我们应该满足被拐女教师的愿望：“现在想平静的生活，希望家人不受到伤害”。我想，大多数人会做出后一种选择。

　　个案的正义也许不适合后补，但是社会的正义应该加强。长久以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总是太过隐忍，而不善于主张权利。据新闻报道，美国一位老太太在麦当劳被咖啡烫伤，最后成功索赔60万美元。而类似的起诉如果发生在中国，大家该笑话原告“拉不出屎怪地球引力小”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东方人更倾向于“个人归因”，而西方人更倾向于“情景归因”。这种差异带来的不同是，美国通过一系列的立法、科技、教育等手段将丢失儿童的找回率提高到了98%，而我们莫名其妙的有了一个“最美乡村女教师”，还拍了一部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更可怕的是20多年的时间里，所有有关部门充当睁眼瞎，而在真相暴露后居然还想封杀被拐女教师，蒙蔽天下人的视听。

　　道德两难之下只有次优选择。但是，之前的很长时间，避免陷入道德两难问题却可以有很多最优措施来预防。如果说平时的制度建设是治病在肌肤，那危机时刻的补救就是治病在肠胃，而危机过后有关部门继续无所作为，那将病入骨髓，医生不得不望而还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