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外有关研究数据表明：每100万人口当中，只有250（四千分之一）人诞生天才的可能。现代大学的功能之一，在于培养创新人才。依照科学逻辑，一个脱颖而出的创新人才光靠大学知识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家也一样，光有“象牙塔”围城内的知识积累是远远不行的，还要走进没有围城的大学去历经风雨磨练。大凡有所成就的中外文学大家，绝大多数是靠长期的专业知识积累，学习相关的边缘学科，诸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史学等，在融会贯通之后加以发散性的创新思维才有可能修炼成为众望所归的大家。 

　　知识的融会贯通与发散性的创造思维能力两者机械的结合并也不等于成就了大家。中外文学史上，凡文学大家者，除了具备以上两者之外，必再加以丰富的社会阅历、对时事的独特观察能力。

　　在教育心理学上，是天赋造就人才还是环境造就人才抑或是后天教育造就人才一直是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现在，国内兴起了许多培训文学家的培训学院，一些大学在中文系也实施了教育目标培养新模式，培养学生的目标由教会学生欣赏文学作品转向培养创作才能，这种新的培养人才新模式在当前文学陷入边缘化摇摇欲坠的时代里无疑具有前瞻性，试图在大学中创造文学精英，扩大影响力抢占纯文学阵地，以拯救几乎陷入绝境的文坛，力图把森林中垃圾成堆的文学拉回到没有空气污染的清新文学的正道上，用心可谓良苦。但是文学大家的产生是内控和外控两者融合为一体，高度结合的结晶。

　　文学大师带徒弟成才，中国文学史上古就有之。相传孔子有三千徒弟，但成大器者为数并不多。鲁迅、茅盾自“五四”以来始终注重扶持培养文学新人，但效果并未见显著。

　　时势造英雄，时代、苦难和阅历制造作家。知识的积累和写作训练固然重要，但风风雨雨的社会阅历对创作来说更重要。“文学大家”并非能靠大师短期培训而能下蛋，也并非这在中外文学史上的例证并不少。在一次广西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讨会上，来自北大一位权威的专家称，中文系教学的目的重在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文学作品欣赏能力和毕业后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有所作为，而不是在培养作家，而且成就作家绝大多数靠天赋不是靠人为所能培养。

　　1949年，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授给我个人的，而是授给我的创作——我既不为虚名，也不为厚利，而是以人类精神为素材，为了创作出未曾有过的事物，经历了心灵的煎熬和劳苦的创作。”中国古典文学从诸子散文到四大名著，已然是毋庸置疑的经典之作，这些先哲们创作耐得起“十年磨一剑”考验。反观当下，我们创作出来的所谓热销作品，有多少部题材是探索人类面临的各种重大普遍问题和挖掘人类灵魂与出路？有多少部带有对人性的关怀、对沉重历史的反思，拥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独特的艺术特色?当下中国文学要远离浮躁性和低俗化，回归民族化，向国际化迈进，非三言两语能以释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社会发生急剧嬗变，中外思潮、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激烈交锋的今天，要改变当代文学陷入边缘化的局面，其根本要害是重构新的人文价值体系。创作者身为文学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既处在繁华与喧嚣、物欲横流强的现实世界中，也踏足“以文载道”的文学世界，尤其要经得起诱惑，肩负起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端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为金钱和利益所绑架；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创作出经得起时代考验、人民考验、历史考验的作品。唯有如此，这些文学作品才能压倒那些粗制滥造、片面追求娱乐和游戏的“文学商品”，驱逐当代文坛中粗制滥造缺少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劣币”。也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人以化文，文以化人，塑造读者健康、丰满的人格，避免盲目从众、人云亦云的误区，懂得美丑之分，从而自觉把阅读的视角转移到有思想境界、语言优美富有艺术的作品上来。(作者简介，南方夜雨，心理学探索者，著有长篇心理小说《月挂花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