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常常喜欢转发微信的鸡汤文，往常我都不以为意。最近他们却在朋友圈最近疯传《你没有权利评判我》，我看后，笑笑。我真的没有资格评判你吗？
作为一个路人，难道没有资格评判一个随地大小便的孩子？
作为一个父亲，难道没有资格教育一个到处惹事的熊孩子吗？
作为一个恋人，难道我没有资格评判我的前任以及如今的亲爱的吗？
身为一个警察，难道对于古惑仔欺凌下的百姓不能做点评论吗？
作为一个百姓，又一个大老虎倒下，我们就不能欢呼雀跃做点评判吗？
……
我们太有资格评价别人，尤其是当一个世界黑白不分明时，正邪边界不清楚时。假如人人都袖手旁观，以为一切存在就是合理。那么三寸金莲也还存在，太监也不会消亡，人民都还在吸食鸦片，而列强正瓜分中国呢？——是我们对世界是非的判断，促成我们去行动，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并造就了我们今天胜于过去的文明。
而《你没有权利评判我》一文却从《搜索》中叶蓝秋事件出发，告诉读者，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她人生的一个片段，就此作出道德评价，实在太过无力。她又举了三个例子去说明，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一个例子是同学聚会，突然时髦的女性，同学们指指点点，作者以为同学们没资格说。第二个例子是商场中狂奔乱走的小孩，作者以为我们不应该说，因为她后来得知这小孩患有某种先天性的疾病。第三个例子是作者海外留学的收获，是老外告诉她“Don’t judge me!”在他们的文化里，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哪怕是亲人，都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的对错。最后作者苦口婆心告诉大家，你没有资格说别人，也不要把生命浪费在评价别人的基础上。
其实驳斥这篇文章非常简单，假如这篇文章的作者真诚的相信人们没资格评判别人，那么她就有资格评判那些热爱评判别人的人吗？实际上，正如“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一样，她陷入了自己造就的“逻辑陷阱”而不自知，因而其观点不值一驳。不过，为了让更多朋友透彻地认识这个问题，不妨多说几句。
该文作者的观点其实一点都不新奇，保守的冬烘主义早就声称“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折腾，别管隔壁老王、朝廷污吏是否害了你性命。这种思想源远流长，其流毒至今，还有人奉为金科玉律，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搜索》里的叶蓝秋在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我们当然要批评她，要给她道德谴责了。毕竟，彼时彼刻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是，一个年轻姑娘不给老人让座。而我们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下做判断，天经地义。后来，我们知道，其实叶蓝秋身心疲惫，且刚刚得知自己身患大病，她的不让座是有理由的。这时候，我们便又原谅了她。难道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有错吗？假如按照该文作者的观点，则我们在公交车上看到年轻人不给老人让座，我们都应该沉默，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个年轻人自身经历过什么事情。按照这一的逻辑，年轻人就无须给老人让座，大家也不必照顾儿童，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嘛。——然而实际上，普遍的道德准则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去评判，去维护，去谴责那些不让座的年轻人。否则，尊老爱幼就是一句空话。当然，特殊情况是可以特殊说明的，《搜索》里的叶蓝秋，一旦她说出自己的理由，通达的人都会给予她原谅和歉意。但在此之前，毫无疑问她得接受同车乘客的目光。
而商场中随意乱跑的熊孩子，有点公德心的人能不指责吗？即使最终被证明熊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我们会报之以同情的目光。可是病人就有资格破坏整个商场秩序，横行霸道吗？同情是一回事，遵守社会秩序是另一回事。你不能因为同情一个病人，就不去指责他和他的监护人。病人无罪，但病人犯了错，那错也得备受谴责——如果看到商场中乱跑的小孩，随意在电梯玩耍的姑娘，你都先想到他们可能有病，就都不去指责，那么这个商场岂不乱成一团。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理解这个世界，那样才有助于一个正常世界的运转。而所谓的西方人“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哪怕是亲人，都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的对错。”恐怕是作者对西方文化的臆想。看看泰温大人对小矮人和兰尼斯特的教训，瞅瞅老布什对小布什的说教，看看《生活大爆炸》里霍华德的妈妈对他的训斥……“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道理西方一样适用。如果有读者看过《闻香识女人》，应该知道，与温情脉脉的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包庇的人情主义相比，善良而正直的西方人更乐意捍卫正确的价值观——坚守正确而谴责错误。这种精神，我们叫做“为真理而献身”。在柯南，是“真相只有一个”；在顾准，是“坚持真理”；在贾宝玉，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他们共同的标签是，爱我所爱，绝不将就。
不可否认，如《你没有权利评判我》的作者所言，我们确实只能看到别人人生中的某一个片段。可是，除了全知全能的上帝，所有人不都只能看到别人生活的某一个片段？不错，“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但是周公和王莽在他们的人生片段里，一样接受着社会的评判和检验。除了专制的法西斯和中世纪那样的黑暗时代，还没有什么朝代能够堵住人们的嘴。我行我素，诚然不错。但既想我行我素，还不许别人说，除非你是封建帝王，否则，绝对办不到。即使封建帝王，防民之口至于道路以目，也一样堵不住别人跳跃的心脏，其结果是，被人抛弃甚而唾弃。因此毛泽东才说：“一个政党最可怕的是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作者又说，她其实鼓励那些真诚的善意的规劝。问题是，真诚的善意的规劝之所以产生，那是因为爱你的人对你的行为作出了评判。
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评判前人的基础上，评判地继承，继承地评判。从哥白尼到伽利略，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科学的进步就在不断校正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如果这些科学家都不评判别人，人类恐怕还在茫昧的中世纪。就算在人生领域，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样建立在评判别人的基础上。我们看不惯王母娘娘阻挠牛郎和织女，在评判的基础上我们获得了自由恋爱的价值。我们评判一味听从父母之言的人，从而歌颂了独立新个体……正是在对这个早先世界的评判基础上，我们得以建立我们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如果我们不去评判，不去做价值选择，不分是非与好歹，而以为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可能认为强盗和侠客没有区别，会将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和勤俭持家的农民等而视之……甚至，我们也会对欺骗老人、残害儿童的事情见惯不惯——因为我们自认自己没有资格评判别人，我们就不去评判。那么世界将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忠奸不辨，而善良的人也将为自己的独善其身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著一位叫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
起初他们迫害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马克思的信徒；后来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日耳曼人；再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牧师；最后他们迫害到我头上，我环顾四周，却再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
善良的人们啊，请勇敢地评判他人吧！只要那评判是真诚的。只要那评判是开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