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住在大兴，我和他已经8年未见，进京当天就约好晚上吃饭。

　　他是安徽人，个子很高，性情温和，不熟悉他的人，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心中是有一把三少爷的剑的。但这把剑不在于斗狠、不在于扬名，而是作为一种锐利的追求长悬于心，所以他很少说废话。

　　当初在深圳时，我总是认为他不够积极，觉得他当时所在的婚恋产业也是蛮有市场的。显然我低估了他的内心，误读了一个灵魂。我总是被一些朴素甚至是简单的生存哲学所支配，认为靠双手劳动就一定有饭吃，看重“红苕洋芋热炕头”等生活的基础元素。一如家乡的秦腔，我不喜欢毫无遮拦地表达，但实际上那就是我最习惯的方式。我直到2016年才首次读《三少爷的剑》，仿佛一下子更了解这位朋友了。

　　朋友在北京的生活繁忙而温馨。他的经营能力远超我，虽还远没达到财务自由的境地，但也算是开合自如。2007年在深圳买了一套小房子。几年前在京找到了爱情，随即在河北某县又买了一套，不久前卖掉后又在永定河畔买了一套。行业关系、年度预算以及出版业的转型，他都不紧不慢在解读和破题。他有一个贤内助，在远程网络教育方面有自己的影响力；他小孩9个月了，壮壮的，见到我就微笑，被我抱在怀里也很开心，这是他在北京很大的成绩和骄傲。

　　他所居住的街区距离高校、地铁不远，尽管如此，也有闹中取静的感觉。高大的树木和不用刻画就自然显现的故都的陈旧感，加重了对于这个城市每个元素的心理温馨指数，倘若都换成了都市全新的白炽灯，透亮的现代感或者过分造作的装饰技术，会妨碍这种温情的存在和铺陈。我知道，这里不过是他们寄居的地方，我们彼此都是过客，未来重回故地，成长的影子早已消失在旧改中，可是成长的痕迹不会磨灭，就像脸上的皱纹、心灵的褶皱或者某些不自觉跳动的神经，总会在某事某刻找到对应感，找到呼应。我们都是忠于自己思路的人，人生轨迹几乎都可以预测和模拟，纵然久别重逢，也会觉得时间根本没走动，大家永远是老样子。

　　当晚吃自助烧烤。白香肠、巴伐利亚服饰的服务员以及笔画拐弯的德语字，现场免不了还有逗趣的表演和互动。我们在大厅中央一个桌台落定，食量自然不能和十几年前相比，眼前的每种硬菜，不再是大学时期那种“把本吃回来”的计算方式。商场里有好几个舞场，不是广场舞、国标，像牛仔舞或者四不像，舞者很陶醉、尽兴。这都被我当成北京“别开生面”生活细节的代表。

　　去大兴的地铁很挤，我来回穿梭在不同的人流中，眼看着几代人在首都里的融合，相比大街上豪华轿车与改装三轮车的相向而行的画面，拥挤的地铁抹掉了大家在地上的分别。我的朋友每天打这里经过，他的体会比我深得多。

　　友情与粤菜

　　每次进京，必扰老友。这次也不例外。当然本源还在于自己，觉得去了北京不打个招呼似有生分。过而不闻或者过而不语，也辜负上天赐予短暂的共享一块天地的机缘，告知一下，是明确心灵的距离并不遥远。魏晋时名士兴致而来兴尽而去是最恰当的，但抵不住友情的醇厚。

　　周一中午见了面，见到了工作中的朋友，气色甚佳，体型均匀，但其办公室则犹如作战室，似乎正在应对一场较大的战役。

　　比起两年前的拜访，朋友的事业更大了，业务种类增加，员工翻了好几番，行业排名也已到了北京的第30位。两年前见面，尚能感触到他因为事业发展而获得的少许安逸，现在他的心弦显然比以前绷得更紧。他在冲击新的目标，他要进行新的腾挪点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酝酿大手笔，也比以往见到时有更多淡定和从容。任何气质都有代价，他是非常努力的。

　　安排好手头的事情，布置好下午的会议，我们去吃饭。

　　吃的是粤菜。老炮儿冯导去年曾写了一非议广东菜的文章，大意是批评粤菜太壕，“粤菜师傅做一顿，川菜厨子做十几桌”，朋友一向以高配待人，这并不奇怪。荤素、甜淡均不详表，但豌豆尖有云南味道，这是我们对义结金兰的共同记忆；奶黄包酥软相宜让怀疑，这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广州或者东莞；鹅掌烂而味厚，来自于文火慢炖，是所有贵重之物的共同特征。

　　朋友因为业务不断打电话、还尽力和我对话、劝我吃好。我努力地吃，吃回了18年前那种放肆成长、不容分说获取养料的自由和痛快。

　　这家餐厅在京城很有名，在全国各地也有分店。我们还谈起它的装修，发现无论何处，粤菜馆都大量使用实木，有圆有方，配以温暖低调的红色。和很多现代餐厅相比，粤菜馆并不追求亮晶晶的金属感，为什么？我们没急于作答。

　　回程里，翻起上天前未读完的篇章，读到‘建筑艺术’章节，仿佛有了答案，李泽厚先生说：“与世界许多古文明不同，不是石建筑而是木建筑成为中国一大特色……至今无人能解。”方形、长方形的土木建筑扩展了人们复杂的思维世界，而不是垒成独立自主高高在上的塔尖。我喜欢这种温良的审美情趣，大家了无差别，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坚持着、证明着某些共同信赖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