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九六一年调研记　　

    前不久，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专门讲了领导干部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由此，想到毛泽东在建党40周年的1961年的有关调研思想和方法，很有意义。

　　（一）我们犯错误，是因为情况不明，做官了，不调研，我自己的毛病坚决改正。不做深入调查研究的任何决策都是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任何美好愿望没有不失败的。三年严重困难是怎么造成的呢？1961年3月毛泽东总结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部队、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所以，毛泽东要求：“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当年3月毛泽东在给刘、周、陈、邓等的信中还专门做了自我批评：“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是怎样改正自己毛病的呢？举毛泽东当年9月在邯郸调研的一份纪录稿，毛泽东调研的内容是：机动粮、上交粮、贮备粮，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生产费，铁匠、砖瓦窑、机井、米面加工厂、油坊、粉坊，学校（小学）、基建、水利，救济、补助、治安、作物，小片荒、自留地，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以至于牲口的胖瘦等等。

　　（二）《不怕鬼的故事》。在困难面前乱了阵脚不是共产党，没有勇气战胜困难也不是共产党。六十年代初，国内困难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新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记载：“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国际上，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准备大举反攻大陆。苏联撤走专家，中苏关系破裂。毛泽东从来不怕困难。《不怕鬼的故事》这本小册子是由毛泽东提议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辑，1961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前毛泽东在文学所所长何其芳所写的序文上有七处批语。这七处批语的核心在于不怕“鬼”。虚幻的“鬼”根本不存在，所以不存在怕的问题；困难这个“鬼”倒是存在的，但绝对不能怕。出版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克服当时困难、战胜困难的用意所在。

　　对于当时的困难，毛泽东的态度是：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看来，世界上什么都不可怕。帝国主义，反动派，特大的天灾以及一般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国内外的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三）把调研列入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阵风、走马观花式的调研不解决问题，如何把调研制度化、规范化，把调研当成硬任务，当做纪律来执行，毛泽东想到了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专门指示要制定一个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61年1月8日胡乔木拟定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看后对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满意，一是没有突出调查研究，二是“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忘。”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次公布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把“一切从实际出发”列入“三大纪律”之首，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写进“八项注意”之中，足见当年毛泽东注重从实际出发的决心和重视调查研究的程度。

　　（四）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这一年毛泽东除了亲自深入基层调研了解情况外，还动员一线的领导同志经常通信。在毛泽东时代写信无疑是调查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通过写信获取真实情况，毛泽东写了一封很感人的信。

　　1961年5月6日毛泽东在《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中说：陈正人（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同志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井泉（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将那些问题搞深搞透。我在这里还有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此信并告中央。

　　（五）调研是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把老爷式的、不听话的死官僚轰走。钦差大臣式的、花架子式的所谓的调研，贻害无穷。1961年5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位工作人员，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反映当时调研普遍存在“十多十少”的问题。即：（1）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2）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3）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4）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5）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6）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7）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8）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9）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10）“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

　　（六）图虚名而招实祸，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关于通过“大跃进”、“共产风”、“高指标”等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做法，1961年年初毛泽东指出：“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当毛泽东看到一条内参，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

　　不图虚名、不招实祸，必须实事求是。毛泽东在1961年提出：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耐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精髓的东西搞一年不行，要年年搞下去，搞到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倪德刚，中央党校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