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广东在市场体系、投融资体系、产权保护等市场支持制度和公共财政、科研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改革方面滞后了。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国内区域间竞争加剧、发展模式亟待转型的时候,广东要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走在前列。

　　市场化改革继续先行一步,为企业家精神“松绑”

　　由于制度改革是一场认知和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改革的成败取决于这两方面的进展和成效。就长期发展机制而言,首要的认识是,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和内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的高速成长,究其根源在于制度创新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释放。经济理论的一个根本观点是,激励结构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从而影响经济绩效。激励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将会激活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从而引致其生产性活动而非再分配性活动。因此,当前广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以进一步为企业家精神“松绑”为基本目标,在经济体制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则势必在政府、社会、市场之间调整权力和利益格局。

　　一是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要进一步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重视顶层设计和权威控制机构的设立,实现合法与合理、事后改革方式与事前控制机制的统一,并通过采用成本效益分析等科学方法,实现有效的事前控制;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促进企业投资便利化,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方式,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努力解决“准入难”问题;拓宽民间投资的新领域,鼓励民营资本投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等领域,破除行政性垄断,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更多、更快释放改革红利,真正做到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率先建立起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如此,不仅将为企业家提供稳定的预期和激励机制,使他们保持敏锐和从事创新,而且强有力的法治将约束政府对企业家的干预,并使之公正地执行契约,为企业家自由进入市场提供保障并使企业家精神配置于生产性努力,为经济的可持续成长奠定基础。

　　二是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为企业家精神构建基础框架。当前要进一步理顺要素市场价格,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保障要素配置的效率与公平。此外要推进关键的要素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要充分利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的政策机遇,发展独立于政府的商业性中小银行和合作性贷款金融机构,从而为内生于当前要素禀赋特征(劳动力丰富、技术创新活跃、资本短缺)的众多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进一步为创业和创新精神的成长提供良好的资本化环境。

　　社会建设领域改革继续先行一步,走包容性发展之路

　　世界银行2008年发布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指出“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含义是:寻求社会和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简言之,就是要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建设的短板,其核心在于让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发展的平等机会,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按照“三个定位、两个率先”中广东要在2020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广东要在社会建设领域改革中实现重大突破,走包容性发展之路。

　　一是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要抓手,实现机会均等的发展。继续深化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综合改革试点,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建立健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城乡共享机制,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逐步缓解甚至取消附在户籍身份上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不均等待遇。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将经济建设的投资转向社会领域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建设的关键内容是要消除教育和健康的结构不平等,逐步减缓或阻断贫困的代际转移,加大社会流动性,以实现机会均等的发展。

　　二是消除二元结构转变中的城乡体制壁垒,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有序推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市民化;加快出台户籍改革措施,区分城市规模和综合承载力,推动差别化户籍制度改革;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城乡居民的双向流动渠道,形成搬得出、稳得住、能流动和可致富的平等发展机会;推进异地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城乡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制度衔接,通过土地流转、户籍管理、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和集体资产产权等制度改革,逐步实现户籍与城镇福利体系脱钩,加快实现城乡二元社会向城乡一体社会转型。

　　对外开放领域继续先行一步,扩大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收益

　　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以开放作为先导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在全球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经济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广东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重大挑战的后危机时代,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方面继续先行一步,仍将是广东构建体制优势的重要方面。

　　一是全面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构建贸易体制新优势。实现从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向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重新全面审视我国加入WTO时保留的限制措施,加快仍然留有保护和限制措施的服务业的改革开放步伐,尽快主动推出取消限制和保护、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实质性举措,在金融服务、电信业、邮政快递业、建筑业、法律服务、教育、医疗和文化等领域放开市场准入,落实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推进粤港澳自由贸易区建设。

　　二是继续推动以开放促改革,完善制度建设。要以扩大开放为推手,倒逼国内相关领域加快改革。尽快在上述服务业领域全面扩大对内开放,重点是扩大准入,真正落实民营经济“新三十六条”,落实民营资本的国民待遇,提高准入便利性,保护其投资权益,率先建立与金融、贸易、投资国际化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三是在深化粤港澳台和国际合作中提高“干中学”的能力,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刘志铭 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