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几位地方政府的同志谈及改革进程,有人说:改革能释放制度红利,当然是好事;也有人认为,一些改革会导致经济增速减缓,改革难度不小,应该先放放。他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认为在推进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社保、教育、医疗、保障房等投入,成本太大,收益太少。 无独有偶,近期有舆论包括部分国际媒体也持此论调,认为中国改革与增长是“此消彼长”:推动改革就必然牺牲增长,因此要“学会做改革的选择题”,选择标准就是那些能“立竿见影”的。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选择好路径和突破口确实必要。但上述观点本质上将改革与发展对立,夸大了改革成本、低估了改革收益,容易误导市场和决策者,导致改革行为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对当前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十分有害。 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估改革的成本和收益?以推进农民市民化为例。在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作为新型城镇化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转移,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研究表明,从2011年到2020年,如果我国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潜在增长率将提高0.88个百分点。同时,更多农民工能够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价格增速过快的现状,有助于减少劳动力地区间的潮汐式迁徙。仅从以上几点就能看出,户籍制度改革绝非“赔本买卖”,不仅不会阻碍增长,还将成为增长动力。只是其改革收益并非立时体现在GDP或税收增长上,而是需要必要的政策传递和市场消化。 在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将改革与增长割裂甚至对立的认识,部分是因为有些人对经济发展规律把握不准、认识不清,也有一部分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存在着政绩观的偏差,过于看重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能够快出政绩、快见成效的就干,需要费力气、打基础、图长远的就拖。这种改革上的“功利主义”,与前些年发展中盲目追求GDP增速的“增长主义”,看似有所差异,实则同根共源,具有同样的危害。 当然,坚定“改革有助增长”这样的判断,并非不重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现实,对一些深层次改革可能导致的阵痛也要清醒认识、提早应对。正确分析改革的成本与收益,有助于减少外部干扰、凝聚改革共识,特别是防止改革中出现的“短视思维”和“功利主义”,从而加快推进某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摘编自3月28日《经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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