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觉民说，“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人与鬼之间是封家书的距离，遥远而又恍惚。曾国藩说，“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得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母与子之间也是封家书的距离，但一转眼，已是天人永隔。

　　名家的书信，再罗嗦也自然，再平淡亦有趣。于是，家书之于我，神圣到不敢僭越，迟迟未敢下笔，犹豫之间，到了能写家书的年纪，却错过了家书流行的年代。

　　匆匆那年，只顾儿女情长，书信里全是与朋友的闲话。大概是十多年的样子，那时的鲁西南农村对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还是比较向往的，电灯早就普及了，电话却还是新鲜玩意儿。幸亏没有电话，才让我与书信有了一些最亲密的一段相处时间。山东人讲义气，少年人又情窦初开，再加上我人缘还不错，于是有一大堆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

    人是个奇特的动物，年纪一长，聚散就成了常态。

　　小学升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再到大学，每高升一步，就少了些老朋友，于是在那个没有手机或者买不起手机的年代，书信便成了最好的传“情”工具。当然，兄弟情和儿女情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我总是混同，就是简单的抒情而已。着墨够浓，感情才够深，再加上一手还算漂亮的小楷，于是，书信成山，成一道风景了。然而，如山般的信堆里没有一封是写给亲人的，可能是自觉血浓于水，写多了都是累赘。

　　当年住校读书，离家也就是三十公里的路程，一个月总要回家一次的，写信确实没有必要。但当走出小农庄，走出小县城，眼界开阔了，有理由写家书了，但却没有倾诉的意境。电话是“罪魁祸首”，其实这么说是昧着良心说话，得了便宜还卖乖，大概就是我这个样子吧。家里装了电话，校园里固定电话费都不是很高，于是隔三差五地往家打电话，“写家书”就又被搁置在计划阶段了。

　　工作后，有同事迁了新居，受邀去吃搬家酒宴。异乡异地的宴席并不“好吃”，不是菜品，而是席间的幽默与自己无关。同事多是善意的，怕我受了冷落，热情的和我聊天。其实也怪我，他们的插科打诨，我只是一知半解，或者完全云山雾绕，于是我只点头，或者“嗯、啊”的微笑，缺少了同在一个次元的语境，这样的宴席难免不是煎熬。于是干脆些，少说话多吃菜，再加上一瓶红酒助兴，后到住处，情感如潮水般奔放。想如林觉民一样写信予妻，不必去在死生之间，但我无妻；想如曾文正一样写给父母，但家人多是白丁，或者在这样一个通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你还写信表达情愫，恐怕妻不解，父母也不解。

　　电子化时代，或者是小康生活时代，情感发泄的路径很多。不是我们不能做，而是看起来有些迂腐，一封家书的距离太遥远，我们已经等不及亲情酝酿出醇香，就把这意境打破了。想到林觉民和曾国藩先生关于生与死的隔空对话，不免有些怨念，一手俊秀的小楷略显走形，一堆“狐朋狗友”的信扎略显发黄，一股温润的家书情结无处安放......一件事情没来得及做，然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做了，当真是有些可惜。

　　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乡愁和亲情，“松绑”了家书的困惑，走进了一座能够自圆其说的坟墓，痛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