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贵州农村的某个地方，某姓人家年夜有个不吃肉的习俗，要吃肉得在之前，或者之后。

　　早年，听人说了这一姓人家年夜不吃肉的缘由，说得有鼻子有眼睛

　　讲述者说，过年了，这姓人家的先辈海吃，“囫囵吞肉”，一不小心，被一坨猪肉给卡住了，当即背过气去。一家人慌了神，又是掐人中，又是捶背心，结果还是没能把人留住。

　　过年乃是团聚时刻，却不想事与愿违，生离死别。这姓人家伤心无比，从此告诫儿孙：过年不吃肉。

　　“过年不吃肉”的禁忌在这姓人家的后裔中口口相传，一代传一代，一直因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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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过年吃肉吃死了人，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把一个偶然事件的影响放大到因噎废食的程度，这不知是“物理忌讳”还是“心理忌讳”？

　　说是“物理忌讳”吧，后辈人可以从先辈“囫囵吞肉”的教训中找到启示，用餐时小心点就行了。不必。

　　说是“心理忌讳”吧，一道年夜吃肉死人的魔咒难道真的会“阴魂不散”，紧紧附着在后裔身上？不会。

　　这样的“因噎废食”，仅仅只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它的影响只是局部，局限在一个极小的圈子。

　　而最近因上海踩踏事件而取消杭州灵隐寺腊八节寺庙内免费送粥活动、停办上海豫园新春民俗灯会和松江方塔园元宵灯会等规定，则算是一种影响较大、流传甚广的“因噎废食”了。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许，正值跨年时间，很多游客聚集上海外滩迎接新年。在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一带，有的人想进去，有的人想出来，进入和退出的人流对冲，致使有人摔倒，发生踩踏事件，致36死49伤。这一“普天同庆”把一些人弄得“阴阳纸隔”，反思于是来了：怪人员过度集中。

　　客观说，人员过度集中不是群死群伤的“原罪”。

　　“春运”这一年一度的“大迁徙”，人流云集各大车站，动辄数以亿计，端的是“过度集中”，但也没听到踩死了多少人。

　　以往，贵阳市中华路上一年一度的平安夜狂欢时刻，人都跑到大街上来了，堵得连车都不能开，同样也没死人。

　　那么，一旦群死群伤发生，就动不动怪罪人流集中。这板子到底是不是打错了地方呢？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2014年平安夜，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担心学生过圣诞出事，就组织学生观看孔子等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老师把守在教室门口，称“谁过圣诞，就给谁处分”。当时看到这消息，觉得怪有意思。

　　观看孔子等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要不要？要。老祖宗的传统，国学，怎能不要？

　　不准学生过圣诞，行不行？不行。现代社会是个多元社会，多元取向让人们多了信仰选择。在多元取舍中，人们过滤、筛选之后就会作出判断，然后会回归。马航失联至今无信息，飞机难道就不能乘坐了？

　　总之一句话：人员过度集中不是群死群伤的“原罪”，根治节庆安全问题，千万不能一禁了之。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流失控”。

　　1月21日，上海市公布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事件摊上“大事”，负有不可推卸之责，包括区委书记、区长在内的11名党政干部被打了板子。

　　人员集中只是踩踏事件发生的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可以说，《调查报告》的定论断到了点子上，处分的板子打到了位子上……

　　《调查报告》所作出的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的定性，锯断了人员集中导致踩踏事件发生的“因果链”，纠正了人员过度集中是群死群伤“原罪”的非理性判断。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年年关将近，灵隐寺“出于安全考虑”，将取消寺庙内集体免费派粥活动，不少杭州市民对此就表示了遗憾。

　　有专家指出，安全问题固然重要，但“怕出事”而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活动“一禁了之”，却是一种“责任缺失”。

　　新华社前不久援引有关专家的话指出，用“一刀切”的办法禁止一些群众性的应有的活动，表面看是防范事故，往里观察，则是“懒政”思维。

　　一座桥周而复始使用，某些螺钉会松动，拧紧再拧紧就行了，贵在常查常修。类此，专家表示，节日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只不过是日常隐患的堆积，是因为不注重日常隐患排查疏导。

　　尽管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阴影还没有从人们的印象中“退场”，但已有些地方正在以行动反对“因噎废食”的“懒政”——报载，“逆”停办之“流”而上的济南大明湖新春文化庙会等大型游园活动，今年确定照常进行，管理者只需把预案做好、防范强化，就行了。

　　举凡大型活动，应急管理无疑就是检验管理者把控能力的试金石。在大型活动的举办上“懒政”，是管理者对集体需要的懈怠，同时也暴露管理者应对安全考验的能力软肋。

　　如果只是一禁了之，文化活动则将越禁越少。这无疑与向百姓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的宗旨南辕北辙、大相径庭。“懒政”、“责任缺失”到时就会成为笼罩在管理者身上的另一道魔咒，如影随形。

    还好，羊年的这个春节平安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