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事件引发了公众更多的联想。它已经从一起简单的消费维权事件，上升为社会系统中一个带有隐喻意义的事件，牵连、折射出了方方面面的问题。

　　●主持人：解放日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包亚明

　　解放观点：前有卡尔丹顿、吉诺里兹等高端“意大利品牌”被曝是 “假洋鬼子”，现又有卖出天价的达芬奇家具被揭产地造假。一个个标榜 “外国血统”、标价昂贵的假名牌为何能在国内大行其道？有人调侃道，蒙娜丽莎就是 “蒙你傻”。联想到最近几年来，内地富豪们在拍卖会上屡屡飙出高价，海外疯狂血拼，新富阶层在崛起的同时，也给外界留下了 “钱多人傻”的暴发户印象。对此您怎么看？

　　包亚明：单就最近轰动的达芬奇事件而言，该不该消费奢侈品，或者只有具备怎样的趣味才能消费奢侈品，恐怕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无论该事件如何激发了公众的八卦热情，甚至往娱乐化的方向发展，但有一点始终不能忽略：无论是消费奢侈品，还是消费普通商品，都有一个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达芬奇造假事件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影响，我认为关键在于，它戳破了中国商业消费环境一层脆弱的窗户纸。

　　一方面，国内流动性过剩，消费能力很强，但同时消费过程又充满陷阱；另一方面，在普通公众看来，按照目前的监管体制和流程，至少还能够覆盖到高端的消费领域。于是，同样的商品，不买国产的，只买进口的；不买非名牌的，只买名牌的；不买小企业的，只买大企业的。对于有钱阶层来说，更是如此。这其实是消费者被逼无奈的一种选择，希望通过价格杠杆来规避风险，提高消费安全度。

　　但现在达芬奇事件引发了公众更多的联想。它已经从一起简单的消费维权事件，上升为社会系统中一个带有隐喻意义的事件。它牵连、折射出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公众对于新富阶层一贯的负面印象，通过这个事情得以借机嘲讽和发泄，甚至有人叫好，说达芬奇是 “劫富”；比如我们这个社会缺乏通畅的、理性的解疑答问渠道。这不正像达芬奇那种闹剧式的、文不对题的新闻发布会吗？你跟他讲欺诈，他跟你聊创业；你跟他讲赔偿，他跟你聊慈善；你跟他急红眼，他就跟你飙泪。

　　解放观点： “高端品牌”一再被揭穿 “西洋镜”的现实告诫人们：在目前消费环境下，有时候高价也不能换来好的服务。但不可否认，当下越是 “包装”，越是吃得开。若定价平民，会被认为 “山寨”；若定价适中，会被指 “平庸”；唯有定价高昂，方能阅出 “品位”。总之，牛皮吹得越大越好。怎么看？

　　包亚明：毕竟我们市场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很完善的地步，消费者的心态也还没有成熟。而消费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你购买商品，并非只购买其实际使用价值，而是将很多自己的文化想象、价值理念寄寓在上面。像本雅明研究19世纪的巴黎就发现，购物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城市精神生活领域的核心社会行为。一方面，商品成了市民们梦想的载体；另一方面，较之其他社会活动，消费其实是一个相对民主的领域，因为它不论品位、阶层、学识，只要你买得起就能买。美国学者莎朗佐金在《购物如何改变美国文化》中同样也认为，购物的空间，诠释了当代的权力地形图。包括零售业环境的营造，对品牌的包装推广，其实就是变相规训了消费者看待世界的眼光，进而影响其价值理念。因为在购物过程中，你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理念冲撞：平民品牌标榜民主理念，因为它意味着人人都消费得起；奢侈品大牌意味着对美好、品质生活的追求，正如它所努力表现出来的那样；设计师的专卖店蕴含了不断自我完善的希望，因为设计需要不断超越。

　　购物其实是一个意义含混而复杂的社会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人们在消费，不如说是把心中的某种欲望化成了对商品的外在需求。像达芬奇家具为何高价有市？就在于它倡导一种区别于普通人的优雅生活，而这恰恰打中了新富一族的心理。其实消费体验本身就带有很大的虚假性，达芬奇只是利用了这一点而已。作为达芬奇的消费者，其实也无需向社会检讨趣味。趣味是非常私人化的问题，更何况趣味的提升，只是一个自我学习的问题。

　　因此，仅仅就其定价作为批评的靶子，其实意义不大。如果跟房地产的暴利相比，达芬奇家具能算什么呢？就实用价值而论，奢侈品定价恐怕也大多名不副实吧。我的观点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可以定高，但信息一定要保证真实。消费者有没有品位是一回事，但作为生产者、经营者，绝不允许有欺骗行为的发生。

　　解放观点：今天的中国新富阶层被讥为“钱多人傻”，其实回溯西方发展早期，新贵们亦曾被描述为“newmoney”（暴发户）。而同样地，上世纪80年代“要买下美国”的日本人也被嘲讽为暴发户。在您看来，“钱多人傻”是否有着某种必然性？

　　包亚明：在西方文明进程中我们经常看到，有无品位，成为区别贵族和粗鄙新贵的一个标志，所以才会在文学经典上留下诸如葛朗台、高老头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目前这个问题可能变得更突出。因为中国人真正富裕起来，其实也就是近十几年的事。时间特别短，所以触目惊心之处也就特别明显。西方旧贵族们由于失落感生出了对新贵的鄙夷，但我们不同的是，公众对于新贵们的不屑，往往是来自于对其财富正当性的质疑。一旦有人炫富，就会有公众质疑，而只要追查下去，总能查到问题。在我看来，公众其实计较的并不是“人傻”，而是在于“钱多”。所以也难怪，当卡尔丹顿、达芬奇之流造假事件爆出以后，公众总是要借题发挥一下，嘲讽一番。

　　对于一个消费社会来说，趣味其实并不是关键的问题。因为理想社会状态下，每个消费者都是平等的。不是说得先去读点书，才能去购买奢侈品。这也是现代商业文明带来的一个最大的许诺：民主性。至于外界对于中国“钱多人傻”的描述，我认为还是过了一些。我看过一个研究，我们对于奢侈品的追求其实远远没有当年日本人那么疯狂。而今天的日本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最近有一本日本人写的书翻译出版，叫《下一个十年，消费崩盘的年代》，讨论日本出现的“厌消费一代”。无论贫富，不管品位高低，消费者都不应该被愚弄，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愚弄的——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消费社会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