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孩子，没有不知道鲁迅的。在我一贯的印象里，鲁迅是冷的，有距离的，远得令人仰视。正如教科书所介绍的那样，鲁迅有着不同寻常的硬骨头，总是如“投枪”和“匕首”那样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总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奔走呼号。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动荡社会里，鲁迅的杂文，开启了以笔杆子进行战斗的文风，以战士的姿态投入笔战，造就了他冷、硬、刚的文学形象。而对于只见其文不见其人的众多读者，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则完全如沉入历史尘埃的迷雾，令人期待，又让人不忍触摸。

　　内山完造是一位日本书商，与鲁迅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自此相交十年，情谊笃深。在鲁迅那个年代，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不只是“外国人”那么简单，在中日战火绵延的时代背景下，痛恨日本人几乎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心结。但这并不妨碍鲁迅与内山完造这位日本书商的交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鲁迅分得很清，一边是对日本军队和军国主义的仇恨，一边却是与内山先生个人之间的友谊。把国家与个人恩怨拎得很清，可能源自于鲁迅曾经在日本的求学经历，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鲁迅遇到了像藤野先生这样的日本人，友善、笃学、重情，似乎都与那个扛着太阳旗的无耻军队扯不上丁点关系。

　　鲁迅是个文人，离不了书卷气，自然离不开与书商的交往。而书商结识文人纵然是出于经营上的一种需要，可没有内心的书卷气，纵然结识了，也难以走进文人的内心世界和真实生活。

　　随着交流的深入，内山完造逐渐了解这位心中如投枪匕首般坚强的中国青年，在有些人看来板起面孔说教，实则“并非为了披露而披露，犀利的话语背后其实流淌着无尽的温情”。鲁迅深忧中国的未来，忧虑着“中国怕是将来会变成阿拉伯那样的沙漠”，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他必须战斗”。这使内山的眼前出现这样一幅画面：“面朝沙漠站立着这样一个民族，这些人身着寸缕，饥饿难挨，枯瘦如柴的手臂上青筋暴露，他们咬着牙瞪着眼，最后的武器只剩下赤手空拳。满天黄沙中这一群饥饿悲惨的身影清晰可见。”

　　内山想象的这种画面并非空穴来风，而确切地来自于对鲁迅的精神解读，是读懂鲁迅内心的焦虑之后联想到的情境。能认清了这样的焦虑，对鲁迅奋力“呐喊”就不足为怪了。

　　抛开呐喊者的面孔，鲁迅又是个真实的男人。他与“母亲的媳妇”终身保持着距离。旧社会旧礼教对妇女的迫害，鲁迅选择了屈从，但其内心的抗争从未停止，直到许广平的出现。

　　婚后的生活，给这位大男人带来不少凌乱的干扰，尤其是海婴的降生，更是增添了生活的麻烦，却让局外人不难看出他表现出的“幸福的烦恼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鲁迅的这首小诗，似乎与人们一贯的对其斗争文学的印象大相径庭，满篇充满对孩子的爱和男人内心隐含的柔情。

　　在以貌取人的世俗社会里，鲁迅被陌生人冷语相向是极其寻常的事，这反而使鲁迅外貌身形之平凡与人格魅力之强烈的对比更加鲜明。有一次，鲁迅去上海太马路上的卡瑟酒店会见一个英国人。进电梯时，开电梯的伙计迟迟不开动电梯，鲁迅催伙计赶紧送他去七楼，伙计回过头毫不客气地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说道：“你给我出去。”鲁迅居然被赶了出来。鲁迅步行上楼与英国人见面之后，英国人送他下楼，正好遇到那个开电梯的伙计，见英国客人对这位中国糟老头子礼遇有加，惊异得一脸尴尬。听完这件事，内山完造仔细看了看鲁迅，一头竖直的板寸，脸上留着并不精致的胡须，一身简朴的蓝布长衫，脚上更是随意踏了一双棉布鞋。内山才意识到，这个形象钻进上海最奢侈的卡瑟酒店电梯里，被轰出去不算稀奇。

　　《我的朋友鲁迅》收录的45篇文章，大多从未在国内发表。书中呈现出鲁迅的平常之心与平常之行，这些平凡小事，映照出鲁迅鲜为人知的一面：横眉冷对背后的热泪盈眶，深刻犀利背后的平凡率真，还有悲观心碎背后吐露的对人间的喜悦与深情，内山完造在书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鲁迅的尊重与敬仰。鲁迅临终前，内山完造虽然没有眼看着这位伟大的朋友合上眼睛，却在此前后忙里忙外。他遗憾没有亲自送别老朋友离开这个世界，这种复杂的情感，多次出现在自此之后的回忆文字里，在每隔一段时间的回忆文章里，都要重提这段经历。

　　鲁迅走了，而呐喊者的余音响彻苍穹；内山完造走了，留下了对鲁迅丰富的精神世界的见证。在内山完造的印象里，鲁迅是这样的——他有七十多个用来发表文章的“马甲”；他是个只要别人开口借钱，断不会回绝的人；他虽然讨厌日本政府，但对日本人却非常亲切，也很欣赏；海婴出世之后，他非常高兴，每天都拿着颜色漂亮的赛璐珞玩具回家，而且手上的玩具还不停地变化着；他是个经常笑的人，不是微笑，而是哈哈大笑……

　　《我的朋友鲁迅》让后人见到不同一般的鲁迅，见到横眉冷对之余的温情，特别是其对日本人的复杂而又理性的态度，深为今人借鉴和思考。（《我的朋友鲁迅》：内山完造（日）著，何花、徐怡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