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87岁的儒学大家汤一介逝世，“一介书生”以人格魅力和等身著作获得各方尊重，官方称其为大师，坊间流行叫偶像，两种不同的称呼都为同一种情绪所左右——崇拜。大师百年一个，偶像也不好当，特别是全民偶像，要有极高的成就和道德，没有厚重的积淀，难成大器。不过时代变了，我们处在一个“偶像”丛生的年代，也处在一个误解大师的时代。十年，差不多是一个青年的跨度，看社会所崇拜对象的变迁，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社会价值营养流失的痛楚，尤其是在“后偶像时代”：偶像越来越“扁平化”，大师日渐凋零。高山仰止只是梦境。

　　 年代秀里，偶像沉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寄托。五十年代，新中国初创，局部战火还未消散，硝烟味道浓重，家国情怀浓厚，那时候全中国的空气里透着一种气氛——爱国。那时，人们记住了邱少云和黄继光，志愿军的典范。出国在外，没丢国人的脸，是一个雄辈出的年代，以国为家。六十年代，国家大建设，这属于偶像的黄金时代，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一种符号，雷锋、王进喜、焦裕禄……这些人的影响力已经跨越了时代的藩篱，烙印在国人的心里。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于偶像的感念大抵如此吧，传统而经典。

　　七十年代后，偶像开始进入多元化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变得不拘一格，“楷模”变得模糊，舞台明星取代了那些记忆中的老照片。七十年代，我们一般不会把陈景润和邓丽君放在一起说事儿，但在偶像变迁的接力赛里，他们承前启后，陈景润把经典偶像演绎到了极致，邓丽君开启了另一个偶像膜拜的时代——多元。八十年代，张海迪、金庸、琼瑶……

　　九十年代，周星驰、比尔盖茨……这些年代分界并不明显，毕竟精神世界的内容更替不会如年轮一样整齐划一。偶像大众化是精神世界丰富和价值观念多元的表现，不过现代人的偶像观令人担忧。

　　进入二十世纪，是疯狂的偶像时代，也是“粉丝”暴走的时代。我们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粉丝”，为自己的偶像可以天涯海角追随，也能茶不思饭不香，更有为偶像“奉献”出生命的。这种偶像与传统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称他们“明星”，在笔者的眼中，偶像是充满敬意的，而对于明星，除了不成熟的痴迷，当真不存在更多的意义。尤其是当下，明星们的素质参差不齐，自理能力都很欠缺的他们，怎么担当得起偶像的称谓。

　　全民明星时代，我们的精神该寄托到哪里？

      社会多元，自然有纷争，那所谓的意见领袖和道德观察家，要么偏执，要么中庸，撑不起中国偶像的脊梁。更不要提那些靠桃色和花边搏出位的明星们，笔者并无意一棒子打死，但却非常的担忧，毕竟娱乐圈生态实在乱象丛生，谁也不敢说那些俊男靓女们能够表里如一，这与修养有关，无需过多的苛责。“艳照门”、“诈捐门、”“吸毒门”……闪亮光鲜的外衣下，多少龌龊事，或者那些没有被发现的有碍公序良俗的败德行为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会有。

　　偶像没那么好当，在后偶像时代，谁能担此重任？

       就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个转折点，五丈原后再无三国争雄，后三国时代，小人物从幕后走到台前，充当了英雄，都想扬名立万，却被后人记起的并不多。当下社会，人生价值观、社会观、审美观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于偶像的理解停留在粗浅层面，对于“偶像”的喜欢露骨疯狂，只要你长得帅，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支持，当真是不可理喻。而偶像却也没有那么好当，明星不是偶像，除非你德艺双馨，不然只不过是比别人收到些关注而已，切莫当真那些疯狂的假象。更何况，对于自重自爱的理解都不透彻，即便是偶尔的放松会破坏掉辛苦打造的形象，如果你不能坚持，那就不配做明星，更不要提做偶像。

    “我爱你，但是和你无关”这是正确的追星观；“我们两不相欠，各自精彩”平凡人不必妄自菲薄。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明星们，需要时间来考证是否靠得住。有人才华横溢，却是道德的叛徒，遑论全民偶像。偶像是一种信仰，你把自己交给他是安全的，至少不用经受颠沛流离的恶语相向。

　  十年一个时代，偶像不断翻新，开放包容的社会，可以容许人们有不同的偶像。不过在确定你的“偶像”，追随你的大师时，多些人格和道德的考量，少些固执，多些理性，毕竟爱了恨了的情绪都会降低你的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