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屈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8年）五月五日，在汨罗江岸，他写下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怀沙》，这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因不堪忍受国破家亡的惨象，抱着一块石头，投入万顷波涛，愤然与世长辞。

　　《怀沙》写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古代的贤人君子，我明确的告诉你，我将以你为同类。

    轻声无息的绝唱，平静中透着惊涛拍岸之势。千年的沙几经沉淀，世事的河一起流淌咆哮着亦如当年的愤怒！

　　纵身一跃，消逝的只是肉体的生命。他所诠释的文化、精神如一个个跳跃的音符被千年传唱。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因他而起。诺大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单为屈子量身订做了一个全民参与的节日，不是偶然，是华夏文化属性、文化基因使然的必然结果。

　　当然这是历史的定位和评判，而端午的形成是民间力量的自然形成，并无帝王钦定。从另一面讲这也是“小民”心愿与力量，在历史长河中汇集而成的无人阻挡的滚滚洪流。

　　而吃粽子已然是端午的标配，而其形成的因由，不过是基于老百姓朴素的愿望：别让鱼虾触碰他的身体，粽子给鱼吃，他就安全了。这个在荆楚大地上形成的往江中抛粽子习俗，逐渐演变为全民在这一天吃粽子、划龙舟以思屈子的盛大节日。

　　是时候聊聊屈子的出身了，王室贵族，荣光无限。《离骚》开篇即言：“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然其所处的年代战国，更是群雄逐鹿，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事实上，此时的战国只剩下秦、齐、楚三方霸主鼎立。屈子生活的首都“郢”，虽繁华冠绝当时，背后却是危机四伏。

　　而他是洞察危机的先知。

　　在二十几岁这个现代人还在读大学的年纪，屈原就做了王太子熊槐的侍读，两个年纪相仿的人，一个被屈原送上王座，一个成为帝王之师。

　　仕途看似一帆风顺，实则福祸相依。二十九岁的他已经成楚国左徒，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等威风。《史记﹒屈平贾生列传》形容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这四个字不简单，说明楚怀王非常重视他，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此年纪，却又如此显赫之职，朝廷多重臣早对他侧目而视。

　　楚国的一场败仗，屈原嗅到了危险，作为谏官，他主张变法。然而这个有着辉煌历史老牌南方大国，贵族们长期养成的骄奢淫逸，固步自封之态，哪能容得下锐意革新之人，屈原尽管有支持者仍不免成为众矢之的。

　　司马迁口中那个与屈原争宠，心害其能的上官大夫打响了反对革新的第一枪，弹劾屈原“每一令出，平伐其功”，就是说屈原老是自夸，功劳都是我的。屈原解释再解释，王烦了，“怒而疏平”。

　　三十八岁的屈原因谗言迭起被流放，忧愤之广的他，牢骚满腹犹如离天雨箭，洒下了长达三百七十多句的《离骚》。

　　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诗人无奈，后世如他无奈者，多也。他是个居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却不暗权术。他不退缩、不迂回、不妥协，徘徊于大江之北，仰天悲叹，暴雨般的句子挥向郢都。

　　他孤独着却又浑身充满了力量，期间被召回出使齐国，又因谗言被无端放逐。这一年，屈原四十五岁。

　　楚怀王的眼光所及之处，一片浑浊。诗人为国担忧，他曾因强谏怀王而语无伦次，“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既成的约定，怀王屡次变化，屈原的心理迸发出一万句“伤不起”。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唱三叹的跌宕起伏，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如是的吟唱倒像是天上地下，人神共吟的楚国挽歌。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殉国之志昭然。

　　“虽九死其尤未悔”，既为君王，又为苍生“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

　　该说的都说了。有人说语言的尽头即是生命的尽头……

　　诗人站在汨罗江的岸边，淡如秋云，滔滔辩才，随着滚滚江水而去。

　　两千多年来，屈原的形象清晰却又模糊，既固定又缥缈。他生活的姿态，在汉语的弹性空间内被演奏出无数动人的旋律。

　　屈原不会被穷尽，只会在多元化的今天无限的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