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上午，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报告中表示，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维护和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应当说，此番讲话中的不少表述，在以往并不多见，但其所试图厘清的，却是亘古难辩的一对主体，及其身后复杂的关系演进史。民众福祉与政府责任，权利与权力，或许可以有各异的称代，但并不影响对真问题的再讨论。中国社会所身临的转型时间段，最亟须的转变，便是刹住权力扩容的步子，矫正和激活政府之于民众的责任——— 在负该负之责的同时，放必须要放的权力。而这样做的关键，乃为政者必须要明晰，权力与权利的共生与交错，需要用制度的革新来宣示、重申和恪守群己权界的法则。

　　“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这句话给人们勾勒的，是应然状态下权力与权利的共同底线。于民众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合法地定义并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不仅是公民权利，没有什么可以真正阻挡，而且在客观上也会用个人的努力为社会尽责。在这一漫长的行进中，执政党与政府所应当谨守的，则是另外一条最基本的法治准则，即“于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为民众造福，是执政党与政府的责任，“不作恶”则是基于这一政府积极有为的天职，所必须要预设的消极底线———只有不阻挡人们追寻幸福，不在人们追寻幸福的路上使绊子，政府才真正扫清了自己为国民谋福祉的两大自身障碍。

　　危难与机遇本就并存，主政者能够清醒地廓清公域与私域，给民众以充分追求幸福的最大可能与空间，难能可贵。而在会场之外的广阔现实中，则不仅需要说话的勇气，更亟待不断实践的验真。三十多年来的广东发展，得益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所形成的体制竞争力”，而“改革尚未完成”的病灶，本就在于权力定位的不清。权力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已赫然成为“目前经济社会领域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自我革命”需要勇气，其前提便是确实开始着手摆正权力的位置。

　　权力给社会发展腾空间、让舞台，并在同一行进过程中，做好真正该做的事情，让“政府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功莫大焉，善莫大焉。权力要学会尊重和捍卫民众探求什么是幸福，对幸福的定义与判断，以及自由追求各自幸福的权利。因为大包大揽的保姆式政府面前，社会只会是永远都长不大的孩童。宽容社会与公民各取姿势的探路努力，懂得尊重和保护包括广州区伯、拇指妹、举牌哥在内，所有普通公民的参与和成长，因为他们正组成并见证着公共社会的发展与养成。与此同时，放下身段，开始倾听和学会抚慰，那些在“慢不下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受伤并疼痛着的人们，给他们充分表达的空间，给激烈的情绪再一次坐下来谈的可能。

　　近几年来的广东实践，在包括行政、社会各领域的诸多关键环节上，都朝着“开放改革”、“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进行，大部门体制、行政审批制度、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个中努力可以看到，而且也能从中体察到延续改革的心力。其中的重点，权力开始试着约束权力，或者起码已意识到，其谦卑属性长久缺失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撕裂，必须要着力扭转。

　　人们拥有追寻幸福的权利，这一点从来不言而喻，不证自明。民众的幸福并非执政党与政府的恩赐，更不是施舍，恰恰相反，正是纳税人的权利部分让渡，才让世俗国家拥有并延续着存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一种幸福可以并本就应当各自表述，而真正放手让人们去追寻幸福，便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那些长期制约民众创造，面对公民养成与社会成长，依旧给脸子、使绊子的体制性因素与固有思维———它们的去留，直接决定了社会演进的路数与走向。(南方都市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