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属于“闪婚”，鲁迅是远远的“媒人”

　　 黄胄把两个年轻人请到家里聚餐，只过了三个月，他们结婚了

　　 裘沙和王伟君是校友，但不曾在校园里谋面。

　　 1949年，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县（今嵊州市）崇仁镇的裘家后生伯浒考取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这就是日后的裘沙。他前脚踏进校门，比他年轻两岁的王伟君后脚踏出校门，从这里出发参军了。

　　 这时的裘沙是个没有母爱的孩子。

　　 “我妈妈是上过新学的，有点新文化。当时，我们乡下妇女都不上学。村里有五个女孩子上过新学，四个都是自己找的对象，只有我妈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谈及母亲，裘沙难掩激动。

　　 这个新式女子嫁的是个封建礼教森严的家庭。裘沙的父亲在城里做事，她要跟着。不行！女孩子哪有不伺候公婆、到处乱跑的道理？

　　 娘家堂兄弟来了，她到客厅接待一下。不行！男女授受不亲。

　　 村里有个上过新学的姑娘私奔了，她被“连坐”：凡是上过新学的女孩子都不是好东西……

　　 她精神错乱了。被打是经常的，最终被赶出了家门，四处流浪，凄惨度日。

　　 她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地问：“伯浒在你们家吗？”

　　 没过多长时间，她在落魄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裘家把她的丧事办了，轰轰烈烈。

　　 后来，裘沙读鲁迅的《祝福》，突然在祥林嫂的身上找到了母亲的影子。他开始感受到了鲁迅深邃的目光。

　　 刚入学，裘沙就在林风眠的熏陶下徜徉于艺术的海洋，这时的王伟君正在抗美援朝前线经受生与死的考验。比如，行军时，走着走着，有轰炸，赶紧趴下，再爬起来，身边就有人永远起不来了。

　　 她边画宣传画、写标语，边体味精神的内在力量，“志愿军的条件很艰苦，拿的是步枪，顶多也就是个机关枪。敌人是飞机、高射炮、军舰，没法比。但一个人有了精神支柱，就可以超越实际情况，想出办法来。”

　　 这种力量，她也从绘画里也找寻到了。出生于杭州的她打小就这么个爱好。但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父亲的反对更是关键，“他说学画有什么出息，中国有几个唐伯虎？就是学出来了也是个穷画家。但是，我认定在尔虞我诈、充满铜臭的旧社会，只有艺术才是清高的。”

　　 她的偶像是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特点是泼辣，不羞涩，不克制，“简练、丰富、深刻”，很对她的口味。

　　 这也是裘沙喜欢的风格。读中学时，他向老师借到珂勒惠支的画册，欢喜得想哭。

　　 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社担任美术编辑的裘沙，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邀请，给一本关于工人运动的学生读物画插图。结果，浓烈的珂勒惠支色彩遭到质疑。拿到出版社的美术组讨论，几乎一边倒地被投了否决票，原因是太粗糙了，不适合孩子阅读。

　　 正在出版社工作的王伟君读懂了画里的门道，觉得用这样的风格表现主题再好不过。她站了出来，据理力争，还真把大家给说服了。

　　 画家黄胄的夫人跟她共事，回家说起了王伟君。哪知道，黄胄是裘沙的采访对象，彼此颇为熟络。他决定做东，把两个年轻人同时请到家里聚餐。

　　 “一谈，他喜欢的，我也喜欢，彼此很投机，有共同语言。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结婚吧！”王伟君说得干脆。

　　 相识才三个月，他们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至今不离不弃。

　　 对于这段姻缘，裘沙觉得充满了神奇：“我们太一致了，以致缺点也是一样的，她的缺点也是我的缺点，例如我们都不会生活，不会同人打交道，日常生活上马马虎虎。”

　　 回望遭遇过的伤痛与磨难，王伟君庆幸有了这桩婚事：“这辈子，唯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依靠对艺术真挚的爱终于没有放下画笔，而且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裘沙，使我能够在工作与家务之余的短短时间里，在家庭斗室的最小空间中，有坚持自己艺术追求的可能。”

　　 他们都感恩鲁迅，因为鲁迅是把珂勒惠支版画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1936年5月，在中国面世的首部珂勒惠支版画集，就是由鲁迅自费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的。

　　 鲁迅以这样的方式和他们“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