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画鲁迅肖像画鲁迅小说画鲁迅杂文

　　 冯雪峰回忆起鲁迅吃芒果时的情景

　　 “四十不惑”，这句话在裘沙身上失效了。

　　 “文革”岁月，他四十岁上下，越来越看不懂当时的世界。1972年，“把裘沙揪出来”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裘沙失去了党籍，没有了工作，刚从山东莒南农村下放回京的夫妇俩被迫到河南“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他抑郁，彷徨，苦闷，无助。偶然的时机，他开始翻阅鲁迅，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社会上的林林总总，鲁迅早就说得明明白白。

　　 “以前读鲁迅，觉得写得好，但好在哪里，不知道。到40多岁的时候，经历了不少事，再读鲁迅，就发现他太伟大、太超前了。”裘沙重新认识了鲁迅，也唤醒了自己，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画笔，要把鲁迅画出来。

　　 外部的支持弥足珍贵。茅盾、冯雪峰、萧军、曹靖华、周建人等熟悉鲁迅的人士，纷纷为他提供第一手资料；王朝闻、江丰、钟惦棐等学术大家，自愿成为他的“智囊团”，随时准备奉献学术智慧。

　　 视裘沙夫妇为“一生最后的两位朋友”的冯雪峰讲起了故事：有一回，鲁迅一边吃芒果，一边和他说着话。一不小心，鲁迅把剥好的芒果从手上滑落了。鲁迅从地板上捡了起来，竟然没有冲洗，直接吃了。冯雪峰诧异得很，鲁迅却笑开了，说这芒果实在好吃，舍不得。

　　 ——啊！原来鲁迅也有普通人的性情，不总是“横眉冷对”。

　　 美学家王朝闻通过写信的形式给裘沙上理论课：要想用绘画的形式来“解释”鲁迅的小说，首先要理解小说的内容。要想做一个有所贡献的插图画家，必须要求自己成为一个能创造性地理解原著的欣赏者。

　　 ——啊！插图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要通过扎实的案头工作，创造性地“意译”。

　　 这些，裘沙听到心坎上了。

　　 他画《祝福》，心里缺少“一盘棋”，哪个情节需要入画，哪个场景需要重点处理，常常犹疑不决。例如，祥林嫂关于人死之后有没有灵魂这个情节，应该表现希望还是恐惧？还是因为希望和恐惧相互折磨而身心交瘁？还是应该表现她对神权世界的疑惑与控诉？

　　 没办法，只好把几个设想都画出来，摆在一起进行比较。又似乎都有道理，都说得通，还是没有主意。

　　 他遵循王朝闻的建议，回到小说本身，通过反复的阅读和分析，试图进入鲁迅的精神世界。结果他紧紧地抓住了一个关节点：祥林嫂是怎么死的？

　　 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她死于风雪交加的凄冷。裘沙发现，祥林嫂是在别人祝福的时刻感到自身的寂寞，相信了人死之后大概有灵魂的回答，为了和死去的一家人见面，她自杀了。

　　 他当即撰写了论文，画什么的问题也有了眉目。

　　 王朝闻来信为他欢呼：“尽管我还不能像你这么十分肯定地断定，祥林嫂的死一定就是为了在地狱中与亲人见面，但你敢于肯定鲁迅原著《祝福》里的祥林嫂是死于这种精神的‘自杀’而不是饥寒与风雪，这是一个艺术家敢于独立思考而不盲从的可贵的努力和好的作风。”

　　 裘沙和王伟君都有些痴狂了。

　　 为了尽量完整地搜集到鲁迅的照片，他们自掏腰包，四处奔波，欠下一身债。孩子又生病了，捉襟见肘，甚至连菜也买不起。王伟君不希望孩子干吃白米饭，下班时就顺道挖回来一袋野菜。

　　 “那野菜叫二月兰，绿色的叶子，紫色的花，可漂亮了。我们全家人都围着挑选野菜，洗干净后用开水一过，放上酱油一拌，挺好吃的。我们吃了两天。……到了第二年这时候，孩子们还说，让妈妈再挖点野菜回来吃，咱们纪念纪念。”她曾经兴奋地跟郭梅尼回忆起这段经历，听不出来半点的辛酸与苦楚。

　　 裘沙也是，以苦为乐，乐在其中。

　　 他越来越感觉到，鲁迅1907年写就的《文化偏至论》，是整个鲁迅思想的纲领。但这篇宏论有滑向边缘的危险，他连续发文，以求引起重视。

　　 写这篇论文时，鲁迅用词古奥，裘沙自认古文功底单薄，一刻也离不开辞书，而且还把所掌握的辞书来个总动员，“一一查找，反复核对，边查边读，边读边查，最后才能咬定应有的词义……几年下来，把家里的几部辞书几乎都翻破摸脏”。

　　 其成果是《新诠详注文化偏至论》的问世。

　　 他广泛涉猎，中外不拘，不仅认真研读了德国戏剧家莱辛的《拉奥孔——论绘画和诗的界线》，而且还把精通插图艺术的清末明初书画家陈洪绶作为研究对象，著有《陈洪绶研究——时代、思想和插图创作》，顺带了却鲁迅的一桩心愿：1934年12月，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书信中说，“底本如能借出，我想，明年一年中，出《老莲画集》一部，更以全力完成《笺谱》，已有大勋劳于天下矣。”老莲，正是陈洪绶的号。

　　 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一有时间，他就奔赴绍兴，体验生活，揣摩人物，找寻灵感。他不遗余力地“钻进去”，精细地阅读原著，理解鲁迅的思想；又适时地“跳出来”，不让自己成为鲁迅思想的奴隶，而是清醒地划定绘画和文学作品的界限，充分发挥视觉艺术特有的性能和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就这样，在“进出”之间，他的创作激情肆意迸发，灵感奔袭而至。王伟君在一旁出主意，夫唱妇随，通力携手，与鲁迅有关的画作接近两千幅。

　　 他们获得的赞誉无数，办展览，出画册，搞讲座，忙得不亦乐乎。1986年1月5日上午，三位日本友人专程来京，邀请裘沙夫妇前往东瀛交流。

　　 三位选定了四百多幅作品，一边啧啧称奇，一边调整方案。起初，日方拟定画册名为《鲁迅小说插图选集》，后来改为《裘沙王伟君画集·鲁迅之世界》——他们不再把这些作品看成是简单的“插图”，而是认定为独立的创作。

　　 同年8月29日，画展在东京开幕。当时，《光明日报》驻日记者发回的消息上说：“由四百三十八幅油画、木炭素描和黑白画构成的画廊把观众带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这里没有花香鸟语、松青竹秀，更无万马奔腾，而是一幅幅重传神而不重形、略带夸张、用粗犷泼辣的线条勾画出的‘阿Q’、‘狂人’、‘祥林嫂’等艺术形象。许多观众都是匆匆浏览一遍之后，再回过头来逐幅端详、揣摩。”

　　 这是他们首度迈出国门，一下子就感觉到鲁迅不只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夫妇俩决定把视野放开，不再局限于画鲁迅的肖像和小说，而是把眼光瞄向了杂文，“鲁迅思想的深刻最直接地体现在他的杂文上”。

　　 身边的朋友不由得一惊，这是过去没有人干过的事，杂文的艺术生命力怎么能用画笔表现出来呢？很容易沦为简单的说明和图解。王朝闻也婉转地劝说道：你们还是搞小说好！

　　 这一回，裘沙和王伟君显得有些“叛逆”，他们硬着头皮，上！

　　 成不成功，还是要问王朝闻。当他们把画杂文作品的照片送到他家时，这位美学家坐不住了，说画杂文的难关攻下来了。